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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玉勤父子,冰与火之歌

2018-2-2 18:24| 龙洋网loyo.cc | 编辑: 长征红通社

摘要: 珍酒·珍十五系列报道 之十二 (本组报道共计10万字,敬请关注) 老专家回访珍酒厂,左一为珍酒厂原副总经理杨玉勤(详见后文),左二为现任副总经理王忠汉,二人之间是师徒传承关系。 现在的杨玉勤。 珍酒,酱香珍 ...

珍酒·珍十五系列报道 之十二 (本组报道共计10万字,敬请关注)


老专家回访珍酒厂,左一为珍酒厂原副总经理杨玉勤(详见后文),左二为现任副总经理王忠汉,二人之间是师徒传承关系。

现在的杨玉勤。

珍酒,酱香珍品。

  有的人像火光一样,在一个冰凉的时代,照亮历史前进的路线;有的人像寒冰一样,在一个狂热的年代,冷静坚持自己的业务操守。

  父子两代都曾在珍酒发展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杨仁勉、杨玉勤父子,在性格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,父亲杨仁勉冷静沉默,性格冰冷;儿子杨玉勤却是雄伟壮烈、犀利洒脱,甚至有些“古怪”。

 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,作为知识分子的杨仁勉,先后主持茅台酒和珍酒的技术研究工作;而作为管理干部的杨玉勤,则在珍酒最困难的时候,为1000多号职工,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。

  父子传承两代珍酒

  曾经担任珍酒厂生产副厂长、生产副总经理、车间主任、技术员的杨玉勤,光头红脸,是个言辞犀利、感情真挚的大汉。

  据我们的多个信息源显示,杨玉勤的父亲杨仁勉,则是个“沉默人”,形象优雅、面带微笑,散发着“知识分子的距离感”。

  据杨玉勤回忆,杨仁勉1949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,同年分配到遵义酒精厂工作。1953年调入贵州省工业厅,1955年随省工业厅工作组到茅台酒厂视察——然后就留在了茅台酒厂。

  杨仁勉是茅台酒厂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、工程师。在茅台酒厂领衔组建了化验室——这是贵州酿酒行业有“化验”这回事的开始。

  1964年,在经历了1958年“大跃进”后,茅台酒质量大幅度下滑的产品危机之后。国家轻工部组织“茅台酒试点工作组”,意思很明显,要扭转茅台酒质量下滑的态势,用“科学方法”(详见前文)。

  杨仁勉与周恒刚、熊子书等当时国内著名的酿酒专家一起,对茅台酒的工艺技术参数、化验分析数据、产品质量标准等“科学指标”进行了实验分析论证,从而制定了茅台酒的技术质量标准,由国家轻工部下达执行,至今沿用。

  还是在1964年,杨仁勉出任茅台酒厂首任酿酒工程师——这是茅台酒厂有酿酒工程师的开始。1975年,杨仁勉升任茅台酒厂生产副厂长、副总工程师、酿酒高级工程师,主管茅台酒厂生产酿酒质量工作。

  1975年,历史性的“试制茅台”(亦即后来的珍酒)工程轰轰烈烈地展开,杨仁勉本来奉调试制茅台基地,但是这样的“宝贝疙瘩”,茅台酒厂也离不开,杨仁勉只好以“高级顾问”的身份兼管试制基地的工作。杨玉勤认为,当时能够从茅台酒厂往珍酒厂(试制基地)调运大量的物资和优秀人才,和杨仁勉的支持有很大关系,“他是生产副厂长嘛!”

  1983年,离试制茅台“10年期限”只剩下两年,这可是国家级的科研项目,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——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不痛下决心,将杨仁勉调任基地化验室主任、总工程师、高级酿酒工程师。

  1985年,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通过鉴定。杨玉勤说,当时参加鉴定的周恒刚、熊子书等国内知名专家,事实上大多数都是通过杨仁勉邀请来的,“他们是同行,更是朋友。”

  杨玉勤1982年进入珍酒厂,1982-1983年在华南理工大学进修一年,学习酿造专业,回厂后当过技术员、车间主任,从辈分、技术传承上来说,现在珍酒的生产副总经理王忠汉(详见前文)实际上也是他的徒弟辈。

  杨玉勤出生于1957年,当时杨仁勉正在茅台酒厂工作,他家“就在茅台酒车间的坎坎上”。杨玉勤从小就在车间混,帮师傅们推车、铲粮,“混师傅们的加班饭吃”。

  就像当年段誉在王夫人的曼陀山庄被强令为花匠时想的,“在王子心中,花匠自然是低贱之人,但王府中处处皆花,无一不是精品,日夜就在眼前,种花养花,自然而然就烂熟于胸了。”正如渔家子必知鱼虾、农家儿必知黍麦一样,杨玉勤有这样厉害的父亲,想不知道酿酒技术都难。

  起承转合谋求新生

  2006年,杨玉勤以49岁“高龄”升任珍酒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,而他的父亲杨仁勉,早在1989年已经退休。

  此时正是珍酒厂最困难的时候,需要杨玉勤这样的“猛男”。

  当时的厂长是申先东,“拼命二人组”开始寻找珍酒的出路。当时珍酒厂有职工千余人,债务3个多亿,每天债主盈门,举步维艰。

  申杨2人的方案是——恢复生产,寻找合作,具体的分工是杨玉勤“主内”,申先东“主外”。

  在杨玉勤主持下,已经在江湖上沉寂多年的“珍酒”焕发了第二次生机,重新在市面上行销,“销售业绩很好”。

  但是当时,正是中国企业改革的“阵痛期”,大量的老国企破产改制,像珍酒这样遗留问题很多的企业,光是债务一项就难以解决。

  杨玉勤的霸气在这个危难时刻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,“债主根本不理会,先顶起再说,职工要吃饭!”

  但是“顶起”显然不是长久之计,实际上貌似粗疏的杨玉勤粗中有细,开始寻求合作单位——此时经过申杨二人组的努力,珍酒厂已经获得了“政策性破产”的保护。

  2008年,寻寻觅觅的珍酒厂,开始与华泽集团谈判,实际上对于申杨而言,能够找到“下家”,使珍酒厂软着陆就是完成历史使命——但是他不,他要为“1000多个兄弟争饭碗”。最终,在达成“妥善安置全部职工,确保全厂职工至少按照改制前的85%开工资”的协议之后,华泽集团与2009年成功 入主珍酒厂。

  华泽集团信守承诺,按照杨玉勤的条件完成了交接。事实上,现在珍酒厂的职工早已超越当初杨玉勤的那个条件——珍酒厂的职工收入,早在2009年就已经在全行业位列前茅。

  2017年,60岁的杨玉勤在珍酒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光荣退休。而早在2007年,杨仁勉老先生已经仙逝。令人奇怪的是,杨玉勤居然将父亲的所有遗物付之一炬,我们很难理解这一举动背后的心理动机。

  杨玉勤形容父亲是“温和但是冷漠、有知识分子脾气、心里面瞧不起别人。”

  在杨仁勉当政的10年时间里,杨玉勤郁郁不得志,一直在“车间里混”,“我杨玉勤靠本事吃饭,别人把我‘卵’的一声。(遵义土话,意思是别人把他无可奈何)”。作为一个业务干部,专业上强大就是全部,性格上的强势,如果算是一种缺点的话,也不是人生的主要矛盾。

  如果离开他们之间天然的父子关系,各领风骚20年的两代酿酒精英,未尝不是惺惺相惜又互相尊重的呢——这可能就是烧掉全部遗物的心理动机。

  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,在1966年,18岁的杨玉勤下乡当知青的时候,杨仁勉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套“理发的行头”,话不多的杨仁勉此时此刻谆谆告诫他说:“儿子,要和乡亲们搞好关系,闲下来给人家理理发,不要收钱。”

  ——爱,从来都不是用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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